“周易”是我儿时生活中耳熟能详、最为神圣的词汇之一。20世纪8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正赶上国内易学界的盛事——东湖会议，自那以后，笔者就立下了研学《周易》的宏愿。20余年来，学《易》虽时有小成，但总感心悸。在这屯邅知困之时，我读到了丁四新教授的《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下简称《校注》)一书，蓦地让我疲顿已久的精神为之一振。通过拜读四新教授的大作，笔者对其学问态度及校注成绩，稍有领会，现略谈一二。
第一，作者立足于经学之本原，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而这种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本身即显示其学《易》、研《易》之宏旨。在该书《后记》中，作者直抒胸臆，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根本的经学在20世纪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个中原因，既有特定的历史情势，也有学者“滕口而说”的各种奇谈怪论，而《周易》经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者看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破坏，一方面是因为“西化”之风异常炽烈，人们“蚁慕他山，夸煽新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片面的“革命”观念，人们谋求通过全面的“革命”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这不但导致了“‘经学’形态之经学崩亡于二十世纪”的噩运，而且就《周易》来说，也导致其学术传绪“几近中绝”的惨状。正是具备此等文化上的忧患意识，四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学《易》、研《易》之主旨——“立足于经学之本原”和“抒我经学之实意及真精神”的观念。而这种信念，正是他研习《周易》、探寻经义和校注文本的动力来源。
第二，在校勘上，作者对出土楚简本和帛书本《周易》做了相对完备的资料搜集和文本鉴别工作。根据作者所述，除了得到研究生的大力协助之外，他还藉到台湾大学做访问研究的机会搜集资料，并先后得到不少学界友人的帮助，如侯乃峰博士的《〈周易〉文字汇校集释》由作者亲寄，郑玉姗博士的《出土与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经文考释》由乃师赖贵三教授邮赐。总之，《校注》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建立在勤勉而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之上的。我粗略点数了一下书中注释及书末所附《参考文献》，作者直接征引的文献就达到了300多篇种，这其中包括今人刘大钧、李零、何琳仪、季旭升、廖名春先生等的大作。可以说，作者在资料的建设上几乎达到了“会当凌绝顶”的地步。进一步，我认为四新教授的这种坚韧不拔的做学问的干劲，与其研究之特质也是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对于资料搜集，他采取了撒大网、搞迂回战和包围战的方式;对于资料的运用，则采用拧拳头、打攻坚战和堡垒战的方法，攻其一点，试图突破，最后达到了去枝蔓、显主干、抓关键的目标。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和阜阳汉简《周易》相继出土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帛本的校注或注译成果很多，例如张政烺、张立文先生等均有大作面世;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2003年才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不过，此前，学界的相关校勘并不完善。例如，帛书本基本上没有使用楚简本作仔细的校勘，而关于楚简本的研究，学者亦多流于单纯文字方面的检讨。《校注》一书的出版，确实弥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为了校勘楚竹书本，丁四新教授即使用了帛本、阜本、汉石经、王弼本、陆德明《释文》、《易传》类帛书、《说文》引经、阮元《校勘记》、黄焯《经典释文汇校》、李鼎祚《周易集解》等，几乎是“竭泽而渔”。就楚竹书本，《校注》以濮茅左释文(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为基础，并参考其他学者的意见，对文字作了较多改变。笔者比较了部分文本，可知改释的文字的确不在少数，我认为这需要相当专业的水准和眼光。从简帛界到易学界，作者往来从容。
第三，在具体的校注实践中，作者贯穿了实事求是的为学方针，对于古注和今人注译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似乎比较崇尚故训古义，不轻信今人训解。
简帛本卦名字形，相对于今本而言，差异很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种异文现象十分关注，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学者或据此异文而故生新解，以期与古训相异;《校注》的作者对此却保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刻意求新：遇到此种情况，一般均依通假例训读，比较尊重千百年的易学传统和学界共识。例如，《乾》卦名，帛本作“键”，学者或训同“关键”之“键”;《离》卦名，帛本作“罗”，学者或训同“罗网”之“罗”;《巽》卦名，帛本作“筭”，学者或训同“筭具”之“筭”。诸如此类，我查看和比照了一下，《校注》都是依通假例为训。
关于辞义，《校注》一书特别重视异文的校勘及疑难词句的辨析。在字形辨认上注重吸纳古文字学家的成果，在辨义上注重吸收《说文》段玉裁《注》、王引之《经义述闻》等的说法。作者广征故书(例如吕祖谦《古易音训》、惠栋《九经古义》《周易述》、宋翔凤《周易考异》、李富孙《易经异文释》、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俞樾《群经平议》)及今人的相关著作，汇集《周易》古今异文和经典训解，以疏通经义。比如，楚竹书卦名“孠”，帛本作“襦”，帛书《衷》作“嬬”，今本作“需”。关于此卦名的隶定，濮茅左的原释文有误，丁四新教授即从何琳仪、季旭升等教授的释文，隶作“孠”，这是正确的，从而也就避免了在误字的基础上再作错误的说解。又如《比》卦辞“备”，帛本、今本作“原筮”。作者首先征引了濮茅左、李零的意见，区别了“邍(备)”、“原”二字，随后就“原筮”一辞进一步辨析了虞翻、孔颖达、李鼎祚、俞樾和尚秉和的训解，还原其本义，力求使训释做到准确而不模糊。另外，关于爻义，《校注》的论述有50多处，大体涵盖了《周易》一书比较难以解释的部分。
当然，为了节省篇幅，《校注》在不少地方直接引述学者们的正确意见，特别是权威专家及首创者的说法，而力求做到不掠人之美，并凸显那些创新真实的成果。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第四，《校注》一书的作者在校勘和训诂两个方面训练良好，经验丰富;同时，作者也积极地运用了一些当今古汉语语言学(包括古文字学)的知识与方法，这尤为难得。这方面的例子，《校注》众多，随处可见。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作者在受惠于珞珈中国哲学传统的同时也将其深化和具体化了，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是通往学术和思想的必由之路。
笔者曾和丁四新教授浅谈了一下当前简帛《周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按照古人的传统，《周易》的解释应当是在辞、象、占、意四者(王弼以下，大体简化为辞、象、意三者)之间的循环和统一，不过，目前学者们的所谓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单纯的“辞”或“辞义”的理解上面，这是需要努力加以改进的。笔者认为，《校注》一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其校注还主要是在“辞—意”之间做了解释的循环，缺乏“象”的介入。毫无疑问，这样做是将《周易》的解释简单化了。
总之，笔者认为，丁四新教授的《校注》一书资料十分丰富，学术贡献突出，属于上乘之作。我查看了“京东”和“当当”两大图书网上的评论或留言，对于《校注》盛赞者众，而砸砖块者几乎没有(2012年2月5日之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民间”印证。郭齐勇教授在《序》中说，本书作者是一位“功底扎实”的学者，并祝愿他未来“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这也是笔者的基本判断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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