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写奥林匹克精神阐述4000字

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百年的梦想与光荣，申办、筹办和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不仅将以浓墨重彩的一页载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史册，而且也必将会对世界奥林匹克运动 发展 史产生深远的 影响 。对于这样重大的具有史性和诗意的题材，优长于宏大的非虚构叙事的报告文学当然不会阙如。在以奥运为叙写对象的作品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孙晶岩的《五环旗下的 中国 》，在我看来它以大体量的建构、全景式的摄录、朴素而蕴情的笔调、写实与写意的叙写设计等，成为别具一格、自有分量的力作。

　　不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大光所著《中国申奥亲历记——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五环旗下的中国》是一部原生的 自然 线索并不清晰，需要作者根据主题预设进行精心结构的作品。《中国申奥亲历记——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由题目所示，作品叙写的是基于作者亲历的与申奥有关的故事，“亲历性”与“故事性”，构成了作品基本的线索。而《五环旗下的中国》没有一以贯之的实体性的故事加以支撑，“五环旗”和“中国”只是作为两大书写元素，规定了作品总体性的叙事空间，具体的叙事话语还需要作者根据自己对题材题旨的充分把握作出特别的安排。在这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作品无法设置线性推衍的结构方式，而应是以集纳的方式全景地多声部演出“五环旗下的中国”这一宏大的主题交响乐章。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五环旗下的中国》生成了其制式的独特及其意义的特质。作品以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与中国 体育 发展的 历史 为纵轴背景，以奥运筹办的诸种关联存在作为横向的主体性坐标，立体地、全方位地完成一部关于奥林匹克与中国精神的风际云会的宏大历史书写。全篇凡十二章，第一章以“世纪猜想”、“中国奥运第一人”、“艰难申奥路”为节目，闪回了中国百年的奥运情结和走近奥运的曲折史程。对历史梦寻和前人壮怀的“记忆”，虽笔墨简约，却因精神的绵延，关联当下，感奋今日的读者。其余十一章都是围绕筹办北京奥运会的大主题展开的。奥运筹办是一个硕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不仅包含了竞技奥运的准备，还广泛涉及奥运场馆建设、海外华人对奥运的奉献、奥运火炬传递、奥运志愿者组织、奥运新闻安排等，对于这些北京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都安排专章给予详尽的报告。同时紧扣北京奥运基本理念，对人文奥运、 科技 奥运、绿色奥运等分别用“伟哉，中华文明”、“奥运是科技的试验田”、“送你一块绿地毯”三章的篇幅，以具象的材料，作了具体可感、富有说服力的言说。正是由于对报告对象作了这样大范围的有机集纳，所以使得《五环旗下的中国》这样宏大得容易浮泛的选题，有了丰富充实而有意味的质料的支撑。由此，生成了一个信息容量巨大的关于北京奥运筹办的全景报告。在今天看来，这一作品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奥运筹办信息详备的案头手册，走向未来，它将成为后人 研究 中国奥运的重要 文献 。

　　如上所说，《五环旗下的中国》价值生成的基点是在于作者建构了可以全景展示中国式奥运真实镜像和精神风致的体制，但这样的体制只是解决作品外在的结构配置，而更为关键的是需要作者在一个庞大的预设空间中，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装备具体可感并且具有某种滋味的人事物景。这样，作者对集纳对象的熟稔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这种熟稔的获取可经由多种路径，一是通过某种“编辑”的方式，将相关的现成资料直接导入作品，这似乎是 目前 一些类型化报告文学写作的“潜规则”。二是通过自身走近或走进对象的深入采访，获得具有某种体温的真切材料。当然前者是“聪明人”的捷径，后者需要作者付出更多艰苦的努力。孙晶岩拒绝以“编辑”的方式获取材料，而坚守报告文学作者作为“行者”的主体品格，以费孝通先生亲炙并倡导的田野调查 方法 ，对数以百计的对象作马拉松长跑式的采访。这样的采访需要耐力、勇气和智慧，其间也体现了作者对报告文学文体品格的忠诚。报告文学是一种需要行走的文体，扎实的采访于报告文学写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要完成《五环旗下的中国》这部作品写作的采访是颇具难度的。一方面所写的对象在作者经验之外。孙晶岩是一位最为勤勉的、不愿意守成既有题材的女报告文学作家，她已出版的《中国动脉》《山脊——中国扶贫行动》《中国 金融 黑洞》《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等9部长篇报告文学，题材大多不相重合。虽然孙晶岩在发表的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冲击亚洲的坎坷》，也是以体育为题材的，但这是一篇小体量的作品，其采访的经验难以迁移至本篇的写作。另一方面，《五环旗下的中国》的写作涉及体育内外的诸多门类，跨学科、跨类属，远离本有知识背景的采访，对作者而言是一次自陷困厄但又能实现自我提升的挑战。难能可贵的是，孙晶岩对田野调查的作业方式已经内化为报告文学写作的自觉意识，而事实上这样的方式，最终也成就了《五环旗下的中国》的品质。报告文学采访的核心价值在于获取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对于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既成的材料不一而足，孙晶岩完全可以选用现成的材料。但作者不满足于做文字的搬运工，而是沉潜史海，在尘封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刘长春手稿等很多重要的新材料。同时，作者又拜谒刘长春生命历程的留痕处，寻找与刘长春有关的人物作访谈。这样的沉潜与寻访，不仅使作者挖掘到关于刘长春的独家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使作者在走近对象时，获得了一种主体与客体互通的感应，从而使所报告的人物及其故事具有了更多的可触可摸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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