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的悲剧读后感

　　最近，随着国外疫情肆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迷惑行为”。

　　前几天一位美国医生开车去医院救人，结果被一群反对隔离的示威者拦在路上，只能愤怒地控诉。

　　而不久前，一位英国护士怒骂无视隔离措施在公园群聚的年轻人的视频同样让人心疼。

　　这位护士说：“我每天去工作，并为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而担惊受怕，就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应该比别人好，我简直不明白。”

　　其实，从心理学的视角，这些人的行为并不迷惑。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与此相关的一个社会心理学主题——公地悲剧。

　　什么是公地悲剧

　　先思考一个问题：有10个人被分配了一块很大的草场，草场每年生产的新草能养活1000只羊，那么每人该养多少只羊?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数学题小学生都会做——当然是每个人养100只。

　　可惜人类的心理比数学要复杂得多。

　　放羊人是这样想的：多养一只羊我就多赚一份钱，1000只羊的草场，我只多养20只，影响应该不大——对个体来说，这确实是个很好的策略。

　　虽然20只羊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问题是，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这200只羊就会对草场造成实质性破坏，并最终导致草场的荒漠化，每人能养的羊将大幅减少——所有人都会遭受损失。

　　当集体共享可再生资源，如果都不过度取用，则所有人将持续收益;但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能拿多少拿多少”的个人最优策略，则导致资源耗尽，所有人都将损失，这就是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公地悲剧的本质是：个人最优战术的累加反而导致集体战略的失败。

　　公地悲剧的原因

　　公地悲剧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如下四点：

　　1)即时满足：人们更愿意马上获得一只羊的收入，而忽略这只羊对环境和自身的长远影响。

　　2)责任分摊：额外资源取用的受益者是个人，但环境成本是由所有人承担的，因此个人收益远大于个人成本。

　　3)信息不畅：草原很大，放羊人无法沟通，而如果他们与其他人沟通了养羊的数量，可能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4)反馈缺失：放羊人不能及时知道草原上草量的变化，因而反应存在滞后性——当意识到时，问题可能已无法挽回。

　　疫情下的公地悲剧

　　让我们回来看看疫情下，除了生活所迫和政治目的的情况，那些没有重要理由依然选择破坏隔离措施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些人通常很年轻，他们可能会这样想：不隔离得病的风险可能不到千分之一，就算得病了，死亡的概率也很低(特别是疫情初期)。

　　相反，隔离则意味着个人收入和娱乐生活的减少，而这些损失是确定的!

　　不隔离的收益是个人的，损失是全社会分摊的。

　　因此对于个人来说，不隔离的收益要远高于其成本。

　　对年轻个体，其实隔离才应该是“迷惑行为”。

　　就像一位拒绝隔离的学生说的：“我们很久之前就计划了这次旅行，虽然这次旅行有点悬，但我们还是要去。”

　　可是，当大部分人都不隔离的时候，病毒就会开始大面积传播，最终导致大量的感染、死亡以及社会经济的大面积停顿——到时每个人都会遭受损失。

　　这就是疫情之下的公地悲剧。

　　自由的个体=自由的社会?

　　再扩展一下，虽然我肯定自由的价值，但我并不支持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

　　因为“每个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公地悲剧告诉我们，绝对自由的个体不会产生真正自由的社会。

　　这就好比如果取消十字路口的交通灯，让所有车辆都按照对自己最优的方式自由通过(随意逆行、超车、并道)，最终整个交通系统将陷入混乱甚至堵塞，最终大家谁都没办法通过。

　　想想开头说的那些示威者，他们展示“自由”的方式就是堵塞交通，结果让医生无法抵达医院救治病人，那么医生和病人的自由又如何保证呢?如果医院陷入混乱，这些示威者的健康也同样无法保障。

　　表达反对意见是好的，但不能建立在践踏他人正常权利之上。

　　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言语攻击、妨碍他人甚至践踏公共秩序 ，那么社会终将陷入混乱，并反噬每一个“行使自由权利”的人。

　　这是又一个公地悲剧。

　　产品设计中的公地悲剧

　　我在讨论易用性时提过“少即是多”的问题，产品包含过多功能和没有什么功能并没有区别，因为用户根本就搞不清楚该如何解决问题。

　　但是，在实际产品设计时，每个团队和成员都会根据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增加功能，觉得“我就增加一个小功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即便每个功能单独看都能够造福用户，这些“最优战术”堆在一起，最终很可能产生了一个战略上很糟糕的体验——这也是一种公地悲剧。

　　怎样避免公地悲剧?

　　策略一：有效沟通先来看公地悲剧原因中的信息不畅和反馈缺失，从本质上说，都是沟通的问题，因此在各利益相关人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会很有帮助。

　　比如给10个牧羊人拉个通讯群，大家一起讨论下每个人该养多少只羊(信息通畅)，或者派个无人机每天巡视草场情况，让大家对草量有个实时了解(实时反馈)，就能够弱化公地悲剧。

　　策略二：宏观规划与规则建立沟通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的，而公地悲剧的另两个原因——即时满足和责任分摊——则受人性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人或组织能够从宏观上进行统筹，并设置规则，对不执行的人实施惩罚。

　　比如很多国家对重污染企业施加重税，本质上是提高了其利己行为的成本，进而减少其行为。

　　前面说的交通灯也是一样的道理，交通信号提供了统筹的规划，而交通法律则对不守规矩的行为施加重罚，当所有人都按照合理的、对大家都有益的规矩行事，公地悲剧便可有效避免。

　　策略三：文化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个体的全局意识——这可能来源于对大自然的敬畏、集体主义的文化或是个体的担当精神。

　　公地悲剧的根源是自私的个体，但如果个体将集体的利益也视作自己的利益，甚至高于个体利益时，会自然而然地顾全大局。

　　当这样的个体足够多时，公地悲剧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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