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教育或许在塑造“国民”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但是在塑造“公民”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是失败的。这里的“国民”指的是天皇制国家的臣民，“公民”则指的是具有自立性的人民。与其说是“失败”，倒不如说“公民”概念与塑造“公民”这一问题意识本身，在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之中并不存在。日本的制度性教育即使在二战以后也没有认可在 “国民”之外的独立“自我（私）”的形成。在日本的教育中，这一“自我（私）”充其量只是意味着“个性”而已。
【代写演讲稿平台】一点想法
从“作为方法的亚洲”到“作为方法的江户”我们需要真正的亚洲“他者”
重新评价“明治维新”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明治维新与明治国家是在面对西洋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全球化时，迅速做出应对并取得成功的亚洲典型。这就是迎来“明治维新150周年”的现代日本的近代史专家的代表性观点。
这一观点中缺失了“昭和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及其最终的战败，这本来是我们反思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史时无法回避的前提。历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避，或许是因为现在日本的政权长期被历史修正主义者所掌握。
我认为昭和的十五年战争及战败就是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化的最终结果。因此我不会将“王政复古”式的维新，解释为创造出符合近代“主权”原理的天皇制国家的近代化改革。我认为正是明治维新这一由军事政变导致的政权更迭，建立了最终孕育出昭和日本的天皇制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体制。
“作为方法的亚洲”一词，是竹内好对于“西洋化”日本展开强烈的反省与批判时所使用的词汇。竹内指出，他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方法，故有此一说。因此，“作为方法的亚洲”等于“从亚洲来观察”，这是足以改变日本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观点。竹内好试图从被日本殖民地化的朝鲜出发、从被日本卷入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中国出发，对日本的近代化历程进行反思。我继承了竹内好的这一方法论，进而加上了“作为方法的江户”，也就是从江户时代出发反思日本近代化的方法论。
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强调二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的连续性，而无视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本质性的断裂。强调“明治维新150周年”的言说，其实是庆祝近代日本之连续性的言说。这并不是从亚洲这一他者出发来观察，也不是从江户这一他者出发来学习，而是一国主义式的自以为是的言说。我一直以来所做的工作就是与此相对抗。不然NAS，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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